作者：刘树政律师

“回家过年的感觉确实很好，一大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摆龙门阵，偶尔做点家务事，亦或是都不说话，一起安静地坐着烤火，都是幸福快乐的。”

今年过年最让我惊喜而难忘的，是老岳母给我发了个压岁包。

除夕夜临近十二点时，一家人在老家围着天然气火炉看春晚，她又和往年一样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们都晓得她是给孩子们准备压岁钱去了。

约莫过了十来分钟，她手里拿了一大摞红包从里屋走出来。

咋这么多呢？回到家里的只有两个孩子，加上在外地没有回家的，也才四个，弄这么多干啥呢？

在我满腹疑惑正要问她的时候，她已经走到我面前，把最上面的一个拿给我说：“这个是给你的。”

“我还有啊？”

“你们在外边很苦，给你们也包个压岁钱。”

我没有推辞，站起来双手收接过了红包。这是一个比较小的红包，比那种印着“新年快乐”或者 “贺”字的红包要小一半，“压岁包”三个醒目的隶书大字几乎占满了封面，钞票需要折叠着才能装进去——这种红包合适发给学龄前儿童。

我没有说谢谢，没有说其他感恩和祝福的话，两只手合着精致的压岁包握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揣进了衣服里面贴身的口袋里。透过模糊的泪水，我看到岳母已经给她的大女、我的妻子发了同样的压岁包，然后绕着火炉继续给她的二女、二女婿和她的孙子、外孙女发红包。

据说压岁钱是汉族的传统年俗，一般除夕之夜由长辈将钱装在红包里给晚辈，寓意辟邪驱鬼、保佑平安，说是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

我的老家地处偏远农村，在我的记忆中，压岁钱原本只是未成年人的专利，后来范围有所扩大，把还没有成家的成年人也拉进了幸福圈。但是无论如何，像我这种年富力强，孩子都已经上大学的中年人，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的。事实上，自从结婚的那一年春节母亲给我发了压岁钱之后，这么多年的每一个春节，自己都只有发压岁钱的义务，没有收压岁钱的经历和记忆。我也不知道，有好多地方的成年人可以享受压岁钱的待遇。

但在丁丑年除夕夜，压岁钱却意外而真实地扑面而来，而且是用儿童专享的幼稚型压岁包装着。幸福来得过于突然，叫人措手不及，我简直懵圈了——这究竟是与时俱进呢，还是时来运转？

我的父母和岳父母，都出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正当长身体的青年时期，她们经历了最严酷的自然灾害，活着已经拼尽全力并且还得靠运气。尔后又是十年浩劫，她们麻木地经受着善恶颠倒的苦痛，年轻的生命被毫无指望地消耗着。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她们终于在壮年时期迎来了改革开放，想过好日子的原始冲动，迫使她们不分白日昼夜地用锄头和犁耙把力量和希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田间地头——她们一边拼了命去解决一大家人吃饭的问题，一边顽固地坚持送我们读书，要我们跳出“农门”。当我们从大山里走出来时，过度的辛劳已经严重透支了她们的生命，她们已经无力再去“创造价值”了。

但是积劳成疾的她们依然幸运而顽强地生活着，并且思考着。她们总是以为，她们上年纪了，经常生病，既要花我们的钱还要我们跑路，带给了我们太多的“麻烦”、太多的“负担”，已经成了我们的累赘。他们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减轻我们的负担，如何让我们过得更轻松。虽然我们一再说，孝敬父母是做儿女的本分，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把为父母做事当做麻烦或负担，但是她们内心始终是不会这样想的。

“你们在外边很苦，给你们也发个压岁钱。”这句话，和那个压岁包，应该是她们这一年来通过抖音学习和思考的结果吧？我们在外边做事，确实有些辛苦，但这些苦都是常人应该承受而且能够承受的，这原本不需要应该安享晚年的父母再去操心。其实她们也知道操心是多余的，因为事实上已经帮不上忙。但是她们终归放心不下，所以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给你发个幼稚的压岁包，即使不能辟邪，至少在你接收压岁包的那一刻，或者在今后回想起接收压岁包的那一刻，你应该是轻松的、是快乐的吧？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外边做事一晃三十年了，我几乎每年春节都回老家过，而且几乎是全宅家中，少有走亲、概不访友。记得一朋友在劝我到三亚过年未成时大惑不解地问我：“你咋年年都要回老家过年呢？”我当时没有回答。这是为什么呢？我不曾深入地想过，不晓得为什么，也许就是习惯吧，就像那首歌唱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抛开为什么不说，回家过年的感觉确实很好，一大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摆龙门阵，偶尔做点家务事，亦或是都不说话，一起安静地坐着烤火，都是幸福快乐的。而且，这样的感受只有在老家才有——同样是这些人，在我们的小家也过过三四次年，没有家乡的山水田园，没有家乡的锅灶围炉，没有家乡的乡音俗语，感受大不一样。

而今年的感受更好——岳母的压岁包，把我带入了久违的孩提时代，令正为岁月沧桑而失落彷惶的我顿感年轻而充满希望，并且再一次强化了自己对回家过年正确性的坚持。

我终于明白，父母的爱，真的可以消散苦痛。

我终于明白，有父母在，我们就还是个孩子。

刘树政        

二〇二二年正月初二